这一点从夏赋,秋税中就能看的出来。
仅仅是晋昌坊跟曲江坊这两个坊市,就贡献了全县应收赋税的六成以上。
其中以晋昌坊最多,缴纳赋税为六千九百八十五贯,东市次之,为四千七百五十二贯,再次者为曲江坊的四千六百五十五贯,再算上其余坊市,里坊,万年县收到的铜钱税赋就足足有两万三千六百余贯。
大唐的税赋来源是租佣调,所谓租便是地租,一亩地租平均为两升,庸便是绢布,至于调这個东西在万年县是不存在的,因为万年县不允许百姓用每日三尺绢布来顶替徭役。
万年县的土地实在是太少,所以租庸调的数量不多,尽管不多,还是超越了很多大唐州。
根据永徽六年十一月秋税缴纳完毕之后,户部以粟米为基础价格换算出,永徽六年,大唐朝廷的总收入为四百八十一万贯。
朝堂上,百官们自然是弹冠相庆,因为这个收益已经是大唐立国以来最高。
云初虽然被皇帝称之为二百五,但是,在吏部清吏司衙门的考评中,再次被评为上上之选。
满朝官员们都认为,云初在没有把百姓最后一件遮羞的底裤盘剥走的状况下,能获得如此收益,吏部给一个上上之选,实在是不足以彰显他的能力。
没错,官员们,至少是户部的官员们,他们只看每年进入国库的银钱,粮食,绢帛,麻布的数量多少,至于百姓们是不是能活他们并不在意。
很少有官员因为催税赋弄出事情来受到户部的斥责,哪怕是激起民变,户部的官员们也只会认为是刁民之过,只需派遣大军平定就是了。
牧民,牧民,一个替朝廷放牧百姓的官员,放牧一年,如果没有收益,这就是该员最大的失败。
云初的政绩非常的显著,所以,在显庆一年初春的时候,云初正式踏进了五品官的行列,虽然只是从五品下的官职,却不再是朝臣口中的小官,真正进入了中级官员的行列,也终于有资格踏进大殿中与皇帝一起商议国事。
大唐的税赋非常的有灵活性,县一级的官员需要将收到的税负的八成上缴给州,州再把收到的税赋的七成上缴给国库。
有这种计算方式,万年县的县库里装的粮食,绢帛,麻布的数量就非常可观了。
因为,云初是按照户部最喜欢的——将收到的实物税赋转化成货币缴纳给户部的。
这也是户部为何极力要求吏部,对云初的品级进行升迁的原因所在。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把实物转化成货币缴纳税赋的过程中,万年县至少有三成以上的赚头,这还不算地方官府历来需要进行的,损耗,漂没,运输,库藏等等损失。
云初这个人从来都不允许国家占自己的便宜,现在,他是万年县的主官,所以,他也不允许国家占万年县的便宜。
所以,万年县的官吏们,如今出门都把腰杆挺得笔直,不因为别的,仅仅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万年县今年出现了库房紧张的局面,不得不选择一个高地修建出一处仓库群出来,用来装粮食,绢帛,以及麻布。
也因为如此,万年县今年年底的赏赐除过万年县的官吏,乃至杂役们自己清楚之外,外边无人得知。
因为,万年县的吴主簿,在负责分发赏赐的时候,把话说的很清楚。
发给你的钱粮,拿回家可以跟老婆躲在被窝里的偷偷欢喜,却不许往外透露一个字。
如果因为县衙赏赐这种事情外泄,导致县尊被御史弹劾,那就没说的,不但要把今年发的赏赐收回去,就连以前的也要追索。
如今的万年县县衙里酒囊饭袋或许有,但是,蠢货是一个都没有的。
就算是有人打心底里不喜欢云初这个县尊,在拿到那些赏赐之后,哪怕为自己考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
因为一旦被人发现是他说出去的,那么,他将在长安再无立锥之地。
在万年县干好你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哪怕你一年不在县尊面前出现,只要你管理的那一块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那么,见不见县尊的,不算什么事情。
万年县一多半的人居住在长安城,有两成的家庭有人在为官府做事,还有两成的家庭在做生意,有将近四成的人住在城外,全部依靠农事谋生的人,只有三成。
所以,在万年县最贫穷的人一般都是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工匠之家。
在大唐,男子才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一般情况下这种贫困是无药可解的。
所以,云初就开始有意识地将这种人家的女子培养成主要动力,以及家中的主要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