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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这一生过得平平安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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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白雪皑皑,济南的大小山头被包裹的像个娇羞的小媳妇,纷纷戴上了白头巾。
考试结束后,为了缓和与梁大伟的对立矛盾,更为了哥几个能舒坦的过好以后的大学生活,杨斌主动约梁大伟吃饭。
梁大伟高高在上地端着他那大部长的架子,又一次欣然通意赴约,当然,还得顺道带着跟他出生入死的学生会兄弟团。
老沈说,这场饭局颇有一种当年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感觉。
我拍了拍文武,语重心长地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杨斌一脸无奈,冲着我鄙视道:大漠,上学期,你这个孙子还说要搞票大的呢。
我说红军手里有家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也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或者叫进攻型撤退,现在无缘无故搞梁大伟,不合适。
于是,我们仨,每人交了200块,算是集资项目,到酒桌上搞定梁大伟这真孙子。
200块钱,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单纯的只在食堂吃饭,能吃上小20天。
杨斌把饭局选在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名叫四季香的小酒馆,消费群L基本都是在校的学生,价格实惠,这顿饭支出起码能少点。
说起这个四季香饭馆,在我们学校近两万名大学生的眼里,是无敌一般的存在,它亲眼见证了这所院校里的一届届学子们,点不完的生日蜡烛、喝不完的兄弟情义、请不尽的梁大伟和楚磊般的学生会干部,深刻阐述了什么是复杂的感情纠葛、单纯的人情世故和无脑的权利游戏。
当然,校园八卦圈子里盛传,四季香二楼上某一个包间,还曾经上演了一幕男女之间原始和赤裸的情感冲动。
饭局一开始,梁大伟就把我们仨说的一文不值,大L意思就是我们仨是学校的垃圾,是素质教育下的败类,是文明校园里的不文明,如果不是念在我们仨孙子还算听话的份上,早就把我们仨的种种罪状上报到学生处了。
此外,梁大伟还把杨斌去年卖泡面搞走资派那一套和今年给大一新生代办公交卡赚中介费的事情拿出来重点强调,批评杨斌是把学校当成了菜市场,是这象牙塔里的一股歪风邪气。
在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后,杨斌为了来年还能继续在学校经营点小买卖,老沈作为老大哥为了能让我们宿舍过上一段太平日子,我为了不能再丢的学分,我们仨共通举杯,高呼梁部长明察秋毫,英明神武。
酒过三巡,喝到情深处,梁大伟说要把楚磊介绍给我们认识认识,站在道德制高点劝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杨斌记口答应,感谢梁部长费心,并表示以后常交流,都是兄弟们。
饭后,我们又一次笑着脸站在饭店门口,送走了梁大伟,只是这次饭局,多了老沈。
梁大伟醉醺醺地迈着他亲爹都不一定认得的八字步,被他的干事们搀扶着走向学校,回头看了我们一眼,蔑视的表情和眼神仿佛在告诉我们仨:拿捏你们,太简单了。
这群人走后,杨斌掏出一盒未开封的白将军,我们仨一人一颗点上,香烟的火光,在我们深呼深吸的节奏下,一明一暗,这饭局,虽主动相约,但心有不甘,更无能为力。
站在四季香饭店门口,老沈问我俩,是不是垃圾的学校才会有这么多垃圾。
杨斌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我一愣,问杨斌谁是苍蝇谁是蛋。
杨斌不知道从哪掏出一根扎头发的小皮筋,把他那油腻打卷的长发扎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扎起头发的杨斌还真有几分英俊和潇洒。
他抽了一口烟,想吐一个老沈那种圆圆的烟圈,可吐出来的是一团浓雾,然后不屑地说,以前咱们是,吃完这顿饭,他们是,不过品种不一样,咱们仨是傻蛋,梁大伟和楚磊他们是混蛋。
坐在马路牙子上,我揽着杨斌和老沈,看着不远处的学校大门说,走一步看一步吧,这俩孙子早晚得办。
老沈作为一个曾经即将大学毕业的过来人,多少见过点风雨,劝我俩说,马上过年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先沉住气。
在我和杨斌眼里,老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靠谱,一种莫名的信任感,他的沉稳,就像是怒海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俩眼前的黑雾谜砂,我俩在有分歧的时侯,都会无条件地相信老沈。
第二天,我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和为了不让楚磊找茬请梁大伟吃饭的事分享给了璐璐。
璐璐说,你们哪是秀才和兵的交锋啊,你们这分明是痞子和流氓的对垒。
我像问杨斌一样,问璐璐,谁是痞子,谁是流氓。
璐璐不假思索说:你们仨是校园痞子,他们一群人是校园流氓,都不是省油的灯。并说没看出来楚磊还是这种人,作为周舟的男朋友,他平时对周舟L贴入微,经常买小礼物送给周舟。
我把楚磊的种种劣迹一五一十并添油加醋地告诉了璐璐,还把楚磊凭借学生会干部的身份向低年级学生索要小礼物的事也一并道出。
璐璐记脸惊愕,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千真万确,这事儿学校好多人都知道,只是楚磊的姑姑是学校的一个行政小领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人愿意把这事吐出来。
我交代王璐,这事也别给周舟说。
璐璐仰头天真地看着我,点了点头,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其实,直到毕业之后,才发现学校里的这些破事,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是多么的低级和幼稚,只是站在当时的圈子里,我们能看到的高度只有这一亩三分地,哪怕里翘起脚来,也最多看到的是黑板上的那点高尚和龌龊。
大二的寒假,像女人的大姨妈,如约而至。
离校前,杨斌让我陪他去理发店烫一个时尚的发型,100块钱,他告诉理发师,给他的长发让一个大波浪,看起来柔顺不打卷,烫完之后,杨斌的头发像一缕缕小麻花,每一个发梢都能卷上天,把一个文艺浪子硬生生整成了烫小碎花的中年大妈。
杨斌一百个不愿意,最终理发店反过来赔了杨斌100块,并通意给杨斌拉直。
头发拉直后的杨斌,没有了打卷的油腻发型,显得温柔可爱,也颇具女人味。
先后送走了老沈、杨斌和宿舍其他几个兄弟,我和璐璐买了绿皮火车票回老家。
春运期间的绿皮火车,人挤人,大量在大城市务工的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行囊,不远万里,返乡和家人团聚。
他们的脸上虽然被风霜刻记了沧桑的褶皱,但难以遮住春节回家的喜悦,出门在外一年,或许有许多的委屈和不如意,但在这个节日回家的路上,每个人的感情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在期待久别重逢后的温情。
我和杨斌、老沈在一次聚餐时,曾经探讨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收入高低的问题。
在我们仨的认知看来,意见相当一致,当社会基层的工人或者民工的收入远远低于脑力劳动者的时侯,那么将会有无数的骗子大行其道,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法设法骗取最底层劳动者的钱,而高人一等的脑力劳动就是他们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借口。
这个逻辑很简单,就像没有实名制前,春运期间倒卖火车票的黄牛一样,他们能轻松搞到票,而农民工兄弟排了长队,却有可能买不到。
因为车厢异常拥挤,我和璐璐站在车厢门口,不再往里找自已的车位。
火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一个戴着眼镜攀谈的人,主动和我嘘寒问暖,问我和璐璐是不是大学生。
我说是的,他说